1995年7月，深圳城市合作银行开业，城商行登上银行业大舞台。“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作为地方经济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城商行享受过高光时刻，也在区域经济小天地中慢慢与行业脱节，被时代大潮打个措手不及。

二十年前，城商行为化解地方金融风险而生，不辱使命、从弱到强；二十年后的今天，城商行再次站上十字路口。

“一直在改革，从未停止过”，有从业者对城商行发出如此感慨。改革的起点，要从城市信用社讲起。

1979年，国内首家城市信用社于河南驻马店成立，7年后，国家将城信社定性为“群众性合作金融组织”，明确要求不得办成银行。

不是银行，类似银行，各地对城信社表现出极高的热情。1993年底，城信社数量接近5000家，平均每个县设有3家；总资产1878亿元，约占GDP的5%。

同所有大跃进式扩张的金融机构一样，城信社很快成了区域金融风险的源泉，集中整顿紧随而至。1995年，监管开始推动将城信社组建为城市合作银行（后更名城市商业银行），并明确“不再批准设立新的城市信用社”。

褪去合作组织的躯壳，城信社被抛入故纸堆；披上商业银行的外衣，城商行登上历史舞台。

因收拾烂摊子而生，城商行“继承”了城信社的不良资产，先天羸弱，相比国有大行和全国股份制银行，一直处于尴尬境地——资本少、规模小；资产差、不良高。2002年末，城商行账面不良率超过30%（五级分类口径可能超过50%），之后的几年里，累计处置近千亿不良资产，才将不良率降至3%以下。

受地方支持、与地方捆绑，也成为城商行的鲜明特点。以北京银行为例，2004年末，单一地方大客户授信占比接近九成。这是个案，却极具代表性。自成立之初，城商行一直限定在“为本地区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中小企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上，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城商行是地方大项目的重要参与者，存贷款规模不难与四大行（限地方分支机构）比肩。

不过，做了区域龙头，城商行的发展也就遇到了瓶颈——客户集中度高、抗风险能力差，且增长没了空间。若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突破区域限制是唯一途径。

2005年，银监会探索对实力较强的城商行放开区域限制。次年4月，上海银行宁波分行开业，成为城商行首家异地分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紧随其后，区域限制的枷锁被打破了。

新的空间被打开，但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4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大量项目上马，信贷资源告急。监管放松异地扩张限制，城商行抓住机遇，短短两年时间，总资产接近翻番。

两年后，天量流动性副作用显现，CPI一度超过6%，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为稳健，银行的大跃进式扩张，变得不合时宜。2011年两会期间，高层领导剑指城商行跨区域扩张，“我批评了他们（北京银行），我一打个盹，你们就跑了。北京还不够你们干的，你们跑了，北京谁来管？”

之后，城商行的扩张慢了下来；再之后，实体经济放缓、不良资产爆发，银行业告别“躺着赚钱”的黄金时代。

全面向好成为过去，区域分化时代来临。全国性银行尚有腾挪空间，城商行与一城一地深度捆绑，不得不靠天吃饭——地方经济平稳，城商行可免受波动影响；地方支柱产业垮了，城商行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2015年，有39家城商行利润负增长，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而在东部沿海地区，城商行利润增速仍能领先行业。

与区域捆绑，变成一种桎梏。为摆脱桎梏，城商行在如火如荼的互联网大潮中，看到了曙光。但从这几年城商行互联网转型成果来看，成功者寥寥，转型，意味着从旧轨道步入新轨道，心态要变、文化要变、组织要变、产品要变，甚至连人也要变（换），谈何容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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