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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被要求退回的“过节费”，将广州农商银行推至舆论风口，也悄然揭开了地方银行在当下经济周期中所面临的深层困境。
2025年10月，一则关于广州农商银行要求员工退回2022年以来过节费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据第一财经报道，多名员工反映，该行以“规范津贴福利发放”为由，要求退还三年内发放的节日补贴，人均约1.4万元，部分员工已先行退还2500元，余款将从工资中分期扣除。尽管银行方面称此举系为落实合规要求，并强调“绝大部分员工表示理解和支持”，但这一操作仍引发舆论对地方银行成本控制逻辑与员工权益保障之间现实矛盾的关注。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一看似个案的行为，实则折射出当前地方银行在宏观环境、监管压力与自身经营逻辑下的系统性困境。
成本压缩 合规驱动还是盈利压力？
广州农商银行在回应中强调，退回过节费是“规范津贴福利发放，确保符合相关制度和规定”。这一表述符合近年来金融监管对银行薪酬福利合规性的强化要求。然而，结合其财务数据来看，此举亦具有明显的成本控制意图。
根据该行2024年财报，其营业费用为65.46亿元，同比下降3.95%；员工成本为40.74亿元，同比减少5.53%。2025年上半年，员工成本进一步降至19.07亿元，同比减少0.52亿元，降幅2.66%。与此同时，员工总数半年内减少370人，其中劳务派遣人员减少26人。高管薪酬亦大幅压缩，2024年薪酬最高的五名董监高合计薪酬738.7万元，同比减少21.66%。
可见，广州农商银行的“降本”并非孤立行为，而是贯穿于人力结构、薪酬体系乃至福利制度的系统性调整。然而，这种调整并未带来预期的“增效”效果。2025年上半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80.37亿元，同比增长9.41%，但净利润却同比下滑11.21%，降至15.1亿元。在资产规模稳步扩张（总资产较年初增长3.25%）的背景下，净利润的大幅下滑凸显其盈利模式的脆弱性。
地方银行三重结构性困境
广州农商银行的案例并非孤例，而是当前地方银行普遍面临的三重结构性困境的缩影。
其一，有效信贷需求不足。
人民银行发布的2025年9月金融数据显示，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3662亿元，企业中长期贷款持续疲软，PMI仍处于收缩区间。居民部门虽有楼市边际回暖，但短贷仍少增，消费信心尚未完全修复。在此背景下，银行资产端扩张乏力，贷款投放难度加大，直接影响利息收入增长。
中国银河证券研报显示，融资需求仍待改善，资金活化延续。9月社融同比少增，一方面受去年同期高基数及政府债靠前发力影响，政府债对社融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另一方面，信贷融资需求仍较弱，居民部门来看，虽然中长期贷款受楼市影响出现小幅边际回暖，但短贷仍少增，有效消费需求待修复；企业部门来看，中长贷延续少增，9月PMI仍处收缩区间，显示企业融资需求仍较为疲软。M1增速继续提升，资金活化程度改善延续。非银存款大幅少增预计主要受季末理财资金回流存款叠加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
其二，净息差持续收窄。
2025年上半年，商业银行净息差已降至1.42%，远低于1.8%的合理临界值。部分地方银行净息差甚至跌破1%。息差收窄直接压缩银行传统存贷业务的利润空间，迫使银行转向非息收入。然而，非息收入受金融市场波动影响显著。
其三，风险防控压力加剧。
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3.4万亿元，虽不良率微降至1.49%，但农商行等地方机构风险暴露仍不容忽视。如，广州农商行、广东华兴银行、南京银行等在银登网上开展不良资产转让。这表明，地方银行正通过大规模资产出清缓解资产负债表压力，但长期看，资产质量恶化将制约其资本充足与业务拓展能力。
合规成本上升与经营灵活性下降
外部监管环境也在持续收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机构对银行业的合规经营提出了更高要求。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第三季度，监管系统公示的银行罚单共计1422张，罚没金额高达8.9亿元，其中受罚的农商行和城商行合计近300家。例如，9月26日，宁波金融监管局对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因授信业务管理不到位、员工行为管理不审慎、贷款风险分类不审慎等罚款120万元；9月30日，北京金融监管局对北京银行因贷款风险分类不准确，金融投资业务减值准备计提不充足，违规办理票据业务，贷款数据不准确等罚款合计530万元；10月13日，浙江金融监管局对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因结构性存款业务不审慎、流动资金贷款管理不到位等罚款100万元。
严格的监管在规范市场的同时，也增加了银行的合规成本，限制了某些过去可能依赖的高风险、高收益业务空间。在此背景下，银行不得不将更多资源投入合规体系建设，进一步挤压本已紧张的利润空间。而“规范福利发放”等举措，虽名义上出于合规，实则成为成本控制的便捷路径。
“降本”易，“增效”难：地方银行的出路何在？广州农商银行的实践表明，在当前环境下，单纯依靠压缩人力成本、削减福利、精简人员等“降本”手段，难以实现真正的“增效”。净利润的下滑说明，若资产端无法有效扩张、负债端成本难以压降、非息收入又受市场波动制约，那么成本端的调整仅能延缓亏损，无法扭转趋势。
银行业作为金融体系的基石，其稳健运行关乎宏观经济稳定。对于地方银行而言，真正的挑战不在于能否压缩成本或精简规模，而在于能否在合规框架下，系统性重构盈利模式、切实提升服务效能、有效守住风险底线。这不仅需要银行自身具备清晰的战略定力与转型能力，也亟需监管政策、财政支持与市场环境的协同配合，方能在多重约束中走出可持续发展之路。
否则，即便全员退回过节费，也难以换来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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